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山东省文联美术创作组活动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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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宁原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作为一名青年业余作者有幸借调到山东省文联美术创作组进行创作。自1964年5月至1966年文革前夕，断断续续将近两年的时间。有机会与专业画家在一起画画，学到很多东西，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同时也留下很多画友之间的友情轶事，令人常常怀念。
根据创作任务，创作组的活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4年夏秋。为迎接建国15周年全国美展，5月初省文联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美术创作草图观摩会，我的一件草图《假日》在会上得到初步肯定，当月下旬被借调到省文联美术创作组进行加工。先后来的有刘龙庭、张和荣、袁大仪、刘永贤、史振峰、孔端甫、冯恩堂等多人，加上当时省美协的专业画家陈皋、单应桂、白逸茹、陈宏仁、施邦华、吕学勤等一起画画，他们同时还承担指导工作。济南、青岛等条件较好的地市单独成立了创作组。其他地市在创作后期也相继集中人员进行创作。
当时的创作活动氛围与现在大不相同。60年代初期山东人物画创作还比较薄弱，从各地调来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业余作者，缺乏创作经验，所以大家格外虚心，创作组隔三五天就组织一次观摩，由领导和专家提意见，并定出修改建议。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构思，构图，人物形象刻画直至表现技巧，都要由集体斟酌推敲。当时主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强调反映现实生活，为政治服务，因此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包括一些生活场景甚至画面上出现的道具，都力求真实生动。个人有难题，大家一起进行帮助，作者也十分欢迎，创作气氛和谐融洽。大家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自己抽调出来专门搞创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任务，所以态度认真、刻苦努力。
创作组的人员不固定，根据任务的进展情况，不断的调整和增加，8月份省文联又通过作品观摩将各地有苗头的作品作者都集中到济南，最多时达30余人，在文联一楼的大厅一起进行最后的加工冲刺。当时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早完成任务的作者，领导便安排帮助进度较慢的作者一起画。有一些题材好但原作者一时难以完成的画，领导可以请专业作者执笔，以合作的名义共同完成。由于这次创作组织有力，发动充分，作者积极性高，采取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情况，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0月份在上海分区展出时，山东的入选数量居于前列，尤其是山东的年画打得很响，李伯钧的《芒种时节》备受好评，《美术》月刊在封面刊登。
全国美展的综合展于年底在北京展出，各省都积极补充作品。当时中共山东省委抓了几件大事，全国影响很大，其中之一是民兵建设，举办的全省民兵大比武，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省委宣传部对这次补充作品十分重视，提出明确要求，内容以反映山东民兵建设为重点，形式以新年画为主。创作工作由当时的作协副主席孔林同志负责抓。省文联创作组继续集中了部分作者，有杨松林，张一民，杨文仁，李伯钧，刘永贤等，我也继续参加创作。省美协的专业画家白逸茹，单应桂，陈皋，陈宏仁，吕学勤，施邦华等全体参加。不分原来的画种，都以年画的形式进行创作。这次任务明确，大家一起讨论题材，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不少作品都是集体创作。
我除了参加一些集体创作外，还承担了原来由曲阜老画家孔端夫创作的反映曲阜东郭大队新面貌的《东郭之晨》的重画任务，（北京展出时改名《出工》）。宣传部和省文联领导为了提高作者的思想境界和亲身感受，曾组织我们到现场参观了全省民兵比武的汇报场面。气势磅薄的实弹射击表演，各路好手的精彩亮相，令大家感触至深，激发了创作热情。为了鼓舞大家的干劲，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还专门安排我们观摩了日本魔鬼教练训练中国女排的现场，队员连续滚翻接球几十个，直到队员瘫倒在地，教练还怒吼着向队员发球，这种拼搏精神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创作进行的相当艰苦，常常是通宵达旦的突击。年画是细工，耗时很多，几张合作的大画只好采取歇人不歇馬的办法，昼夜连续奋战。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从未休息过一天，不过大家情绪高昂，团结协作，竭尽全力，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北京展出后受到广泛的好评，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蔡若虹先生以“山东年画有三好”为题在《美术》月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山东这次的新年画创作；并肯定了山东三结合的创作模式（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画家出技巧）。《美术》还同时刊出一批作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些对外宣传的外文期刊也都发表过成组的作品。我与孔端夫先生合作的《出工》在《中国建设》外文期刊以及《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发表；包括《出工》在内地一批年画由中国美术馆收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山东年画作品集》，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省委宣传部对这次创作活动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1965年元旦在交际处举行的文艺界新年茶话会破例邀请了几位画家代表参加，领导在祝辞中充分肯定了这次美展取得的成绩，画家代表吕学勤在讲话时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第三阶段是从1965年4月开始的“山东社会主义教育专题画展”创作活动。这次创作由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点题，省委宣传部长严永洁亲自抓。4月份下达通知在全省进行发动，5月初省文联、省美协组织了重点题材创作组，先后从外地调来的作者有杨松林、杨文仁、丁宁原、谭国信、刘殿阁等。领导事先已经拟定了一批全省性的重点题材。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反映新旧社会对比进行阶级教育的典型材料；二是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人物事迹典型材料。济南，青岛及各地市也都根据当地情况组织了重点反映本地典型题材的创作组。
省创作组由领导分配题材，我承担的是反映济宁火柴厂女工房永秀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故事。接着去济宁火柴厂深入生活20天，一半时间参加车间的劳动体验生活，一半时间搜集素材画草图，月底返回济南时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经过几次观摩讨论，确定以16幅连环画形式表现，形式为传统工笔画，作品题目《重见光明》。创作进行了九个月，领导要求精益求精，孔林同志抓得很紧，每天都到画室里走走，提出看法和意见，发现问题，大家共同研究解决。作者也十分投入，我和吕学勤，杨文仁在一个画室画画，当时大家都年轻，精力充沛，1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每晚10时半，我们一起去大观园商场附近一个小摊花1角8分钱买1碗馄饨1个烧饼当作夜餐，回来后再工作两个小时。文联领导对我们十分关照，当时文联四楼不少房间是各协会领导的宿舍，办公室嘱咐家属小孩早晨起床后均不得在走廊里吵闹，让画家能多休息一会。周日下午拿出半天时间个人支配，外出洗澡或卖点东西，有时也趁机去大观影院看个电影，其余时间全力画画。几个月下来，没有一个人因私事请假。
当时文娱生活很少，没有电视，倒是省却大家不少时间。领导还是很关怀大家，少而精的安排一些活动。中国京剧院现代京剧《红灯记》到济南公演时，票很难买，办公室便安排临时工夜里去山东剧院排队，一次可以购买两张，分几次让大家都能去看一场（当时社会风气很好，无走后门之说，文联只有相关专业领导才可以有观摩票）。平时的业余活动就是打打乒乓球，下象棋耗时太多，不提倡。国庆节美协搞了个茶话会，每人都要出节目，我既不会唱又不会说，便提前在食堂墙角抓了一只土鳖，表演时偷偷粘在纸剪的乌龟背面，放在地上慢慢它就会爬动，我跺脚大喊停，它就停下来，唬的大家一愣一愣的，想起来也很有趣。
创作进行的比较顺利，10月份作品已见眉目，文联领导也抓紧了宣传工作，向媒体介绍情况，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安徽幻灯制片厂等单位记者、编辑来创作组采访约稿，办公室曾经列出了一个长长的约稿单（后因文革开始。这些计划无果而终）。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华君武先生先后两次来济南，进行审查指导并预选了部分稿子。1995年年底创作组的几套作品按计划完成与各地评选出来的近20来套作品一起在文联一楼举行了内部汇报展览，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宣传部长严永洁同志亲自来到现场进行审查，并约请文联其他协会的领导一起参与观摩审查。谭启龙同志对这次创作给予了很高地评价，并要求相关协会根据这些题材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作品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于1966年春节在广智院展出。
1966年5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安排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多家新闻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和刊登作品。《人民日报》于1965年底曾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吕学勤创作的《孙宝玉》组画和王启民创作的连环画《乡村女教师》，1966年3月6日又用一个整版刊登了我画的《重见光明》。北京展出之后，《中国青年》在封2、封3刊登了《重见光明》，当时的北京电视台还为《重见光明》配上音在电视上播放。《人民画报》用了5个彩色版刊登了王启民的《乡村女教师》。《美术》月刊、《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也分别选登了一批作品，影响很大。
1966年6月初，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展览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风暴首先从北京刮起，大家在懵懵懂懂中撤回山东。后来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连这次展览的作品后来也不知去向。
（本人根据回忆整理，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