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堂说《孔府档案》15|孔令贻的四段婚姻

生活在清末民初乱世时期的衍圣公孔令贻，有许多方面让人津津乐道，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婚姻生活。

清代以来的历代衍圣公，除了花花公子、74代衍圣公孔繁灏以外，一直都秉承着秉持家法礼道的传统婚姻。但是，衍圣公孔令贻却不顾祖训，先后娶了两位夫人，纳了两房小妾。在这4位女人当中，除了第一位夫人孙氏是权臣之女，其他三位的身份地位，似乎都有违孔家的祖训家规，一个是小商贩的女儿，一个是未出阁的“老姑娘”，还有一个竟然是未婚先孕的陪嫁丫鬟。

光绪14年（1888年），经慈禧太后指婚，孔令贻与军机大臣孙毓汶之女结婚。孙氏的父亲孙毓汶是一个非常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是慈禧太后最信任的人。孔孙两家结亲时，孔令贻很年轻，后来，当他了解了岳父的为人后，开始厌恶孙家，并由此迁怒于妻子，对孙氏越来越冷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面对这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光绪皇帝不肯签字。孙毓汶受慈禧太后的指使，逼迫皇帝签了约。事情发生之后，朝野内外对孙毓汶骂声一片，孙毓汶只好告老还乡。1899年，孙毓汶抑郁而死，回到济宁发丧，埋葬在城北的孙家林，当地士绅却把他的坟给扒了，挫骨扬灰。孙氏听说之后更加郁闷，在父亲去世的当年，也抑郁而死，只有29岁。

孔令贻和孙氏相待11年，没有留下子嗣，孔府档案中关于孙氏的记载也非常少。可以说，孔令贻与孙氏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联姻。

据孔府的仆人孔繁银回忆说，有一天，孔令贻骑着马外出归来，从鼓楼大街往回走时，走到一家饭店门前，碰上一位妙龄少女端着水盆往外泼水。当孔令贻看到泼水的女孩时，不禁眼前一亮。第二天，孔令贻专门来找泼水的姑娘，并且此后，一连几天上门探看。丰氏的父亲看出了问题，问孔令贻是否对他的闺女有意，如果有意，就把她接到府里。第二天，孔令贻便派一顶二人小轿，到丰家饭店将丰姑娘抬进了衍圣公府。丰氏先去给彭氏磕头。彭氏也相中了这位姑娘，又派一顶小轿，由身边的女仆陪同，到近支族人各府中，给老太太们磕头、行纳妾礼。据说，孔令贻当时因为只有丰氏陪在身边，所以对丰氏非常宠爱，对丰氏娘家那间小饭店也格外关照。可是，几年过去了，她却一直没有身孕。随着孔令贻对她最初的那份新鲜感渐渐褪去，作为一个没有生育的姨太太，丰氏在孔府的地位就越来越尴尬了。

孔令贻和丰氏的这一段姻缘，可以说是衍圣公一次情感冲动产生的结果。关于丰氏的生辰、进府时间、甚至去世的时间，因为丰氏妾的身份，在孔府档案中都没有记载，只是在孔德懋、孔祥银等人的回忆录中。就像孔德懋所说，丰氏在孔府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光绪31年（1905年），33岁的衍圣公孔令贻，正式续弦。衍圣公孔令贻作为正式夫人迎娶进门的陶氏，既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更算不上出身名门，不过是个京城的大房地产商之女。并且这位陶小姐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极有个性，且已年近30岁了。陶氏刚嫁到孔府的时候，婆婆彭氏非常不喜欢她，觉得她没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孔府档案彭氏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大婚之后，彭氏带陶氏去见慈禧太后，慈禧冷眼看了陶氏一会，就转过头问了彭氏一句“满朝文武官员，谁家姑娘不行，怎么单找这么一个？”在陶氏嫁入孔府的第三年，彭老太太去世，陶氏正式接过了孔府内宅事务的管理大权。她严格按照主人和妾的规矩来管理丰氏，在陶氏面前，丰氏只能站着，就算必须要坐的时候，丰氏也只能坐比陶氏矮一截的凳子，不允许丰氏穿鲜艳的衣服。陶夫人对孔令贻管理得非常严，不允许他和小妾再有任何的接触。丰氏就是个开小饭馆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只好对陶氏言听计从。在孔府内宅家事的管理上，陶氏用她特有的强势作风和手段，保证了内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井然有序，府内繁复的生活平稳安然，使孔令贻能够不为家事过多操心，一心一意打理府外的事务。

孔令贻贵为当朝一品、文官之首，娶了门第不高但却堪称豪富的千金小姐，不仅是因为衍圣公府江河日下之时，在婚姻上的一种经济交换与取舍。更重要的是，孔令贻与陶氏结婚，是孔令贻从孔氏家族的家政出发，作出的理性选择，在乱世时期，孔府需要一位干练的命妇，来为他打理府务，来带领孔府向前走。

陶氏嫁到孔府的时候，带了一位叫宝翠的陪嫁丫鬟王宝翠，宝翠做事勤快、聪明伶俐，所以陶氏把她当做自己人。陶氏怎么也没有想到，宝翠竟然怀孕了！在孔府，除衍圣公之外的成年男子是不允许进入内宅的。那么，她肚子里究竟怀了谁的孩子？陶夫人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宝翠没办法了，就说是是公爷的。后来，孔令贻也承认了私情。陶氏非常生气，从此对王宝翠非打即骂。

孔令贻却因此看到了希望，他不顾陶氏和族人的反对，坚持要将宝翠收房做姨太太。陶氏虽然非常不情愿，为了后继有人，也只好让步。王宝翠接连生下了两个女儿孔德齐、孔德懋。两个女儿一出生就被抱到陶氏身边，称陶氏为母亲，而叫王宝翠“姨太太”。接着，王宝翠又一次怀孕了，孔府上下都对王宝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19年秋天，孔令贻到北京去给陶氏的父亲奔丧，不幸染上沉疴，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临死之前，为了防备孔氏家族有人夺嫡，孔令贻上书大总统徐世昌和逊帝溥仪：“如生男，则袭封衍圣公。”给未来的儿子继承爵位上了“双保险”。

按照孔府的规定，如果孔令贻没有子嗣，族人将要共推出一名新的衍圣公，而陶氏就要带领家人搬出孔府。所以，陶氏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王宝翠身上，她天天念佛祈祷，祈求王宝翠能够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后来，王宝翠果真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却在儿子出生十七天后，年仅26岁的她就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直到最后，她也没能见到自己儿子一面。

曾有学者曾经总结过孔令贻的这四段婚姻，说得非常好：孔令贻和孙氏夫人是政治婚姻、和丰氏是性情婚姻、和陶氏夫人是宗妇婚姻，和王氏是继嗣婚姻。

衍圣公孔令贻在北京去世后，陶氏让娘家的弟弟陶九爷和陶府账房先生提前来到曲阜孔府，接管银两和账目，然后，陶氏才护送丈夫的棺材回曲阜，当时的国民政府总理是济宁人靳云鹏，拿出3000元大洋作为安葬费，并派出专列护送灵柩回曲阜。

陶氏从北京永盛杠行雇来64名杠夫，日夜在府门前演习，64人抬起棺木走路时，有一人站在棺木上作监察，在棺木上放一满碗水而能滴水不洒。 为了给棺木做防腐处理，陶夫人专门从北京请来北京漆匠油漆棺木，用木面敷松香100斤，抹香面子30斤，上清漆62道、压漆25道、朱漆11道，共计刷漆99遍，费时9个月，共用大洋700块，漆320斤。孔府从大门、二门到各进院子里，挂满了白色的布幔和达官贵人赠送的挽联。有大总统徐世昌、前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等名流。前来吊唁的官员人等每日络绎不绝。

1921年1月6日，是老衍圣公孔令贻的出殡发引日。正逢寒冬，鹅毛大雪下个不停，除了从京城里、济南府赶来的达官贵人，曲阜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观礼之人。

由于小衍圣公孔德成不满周岁，无法践行孝主之事，仆人身穿重孝代替。二十四响礼炮响过，在悠长、凄婉的唢呐声中，仪仗队从孔府门前出发，缓缓前行。第一方阵是充州驻军20名步兵，都执枪头五色旗；马队40名，骑着清一色的白色战马；曲阜县政府的马队8名，都举着执八卦大旗；纸糊的开路鬼2对；纸扎的大汉4个；一等大绶嘉禾章牌1对；二十四抬铭旌素彩椅子1座；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牌1对；烟大鬼12名；鼓乐1对；开道锣1对；标枪旗2对。

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伍，一眼望不到边际，光是那些打旗的、举幡的、扛功名牌子的，抬冥器亭子的，扯挽幛的，挤挤挨挨，半天走一步。直到过了六七个方阵，才见到孔令贻的棺椁方阵：方阵的正中间是一座六十四名大杠抬着的五龙捧圣的金棺！金棺后面又跟了四抬重牌楼子1座，八抬魂魄亭子1座，白纸雪柳40对，引马1对，马伞1名，甘蔗棍1对，官街灯1对，鼓乐1班，县警备队20名，县巡警20名，大红云缎座伞1柄，细乐2班，执拂人8名，挽歌郎20名。

雪越下越大，雪白的纸扎从孔府一直排到十几里外的孔林，白龙见首不见尾，旁观的人们一个劲地惊叹。有人说，《红楼梦》上写的秦可卿丧礼是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样，到了孔府发丧，才知道《红楼梦》上的那些过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啊！ 

孔令贻的丧葬过程隆重奢华，费用也十分浩繁。丧事完毕后，核算完总账，这次老公爷丧礼，共花费银元11714元，铜钱16950多吊。

衍圣公孔令贻的葬礼十分浩大，至今还为曲阜人津津乐道。陶氏不顾孔府经济逐渐困顿的现实，还是按照过去的规制大办葬礼。显示了孔府的地位和自己的当家能力，陶氏没有辜负孔令贻对她的期望。在对幼圣孔德成的培养和执掌民国危局中还有更加出色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