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笔墨传承 融汇创新

裴士戎（左）、张宝珠（右）挥毫泼墨，切磋技艺。

黑伯龙 《松柏长青》

裴士戎、张宝珠合作《君子吟》

裴士戎、张宝珠合作《春韵》，既贺即将到来的新春，又寓意文艺的春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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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作品，必然思接往古，启迪当代，并于后世流传。为实现中国画的正法传承、引领创作一批真正无愧于时代的美术作品，本期“文化大家谈”特邀大写意花鸟画家裴士戎、山水画家张宝珠围绕“正法传承与美术创作”的话题展开探讨。

黑伯龙是20世纪初北宗山水标志性画家。他取法北宗的南宋院体和明代浙派，融入南宗笔意，形成了其诗情画意、自由洒脱、空灵幽远的写意山水风格。裴士戎、张宝珠的中国画创作之路深受黑伯龙的影响，在取法万象、传承文脉的基础上，形成了美术创作的独特个性与独立精神。两位艺术家结合自身实践，就创作与艺术传承中的一些现象把脉问诊，以期正本清源，返本开新。

前人是很好的老师

记者：作为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之一，中国画讲究师承。两位先生都曾随黑伯龙先生学习，无论是技巧还是理念都深得其精髓。能否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如何看待创作与传承的关系？

张宝珠：对于中国画创作来说，古人与自然是很好的老师。我在随黑先生学画时，他就多次教导我们：“不要学老师，要学老师的老师，就是学传统，学一种文化精神，学一种审美。”

就黑先生的作品来说，他的山水画中的“胸中丘壑、笔画烟云”的精神格调，咫尺千里的气势，古拙老辣的妙趣，与他潜心宗法宋元、明清山水画名家，以造化为师、游历名山大川的经历密不可分。李苦禅曾说：“自有清以来，能融石涛、梅青诸家笔墨而独成一家者，伯龙也。”可见，优秀的作品都在汲取前人笔墨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风格。

我的创作也坚持了这样的路子。一开始学画，我就上追溯源，先学王石谷。作为“清初画圣”，王石谷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 他的画风集唐宋以来诸家之大成，熔南北画派为一炉，气象磅礴。在临摹了很多王石谷的作品后，我又临了“元四家”“宋四家”的作品，才开始走向自然，带着自己的修养、秉性与大自然沟通，进而印证古人的技法。这些年来，我70余次登上泰山，从抓物象到抓意象，画得物我两忘，对自然的感受越深，画的境界就越高远。

目前，中国画的教育离传统渐远、离西方渐近，不注重在师古人、师造化上下功夫，导致许多一脉相袭的学统中断了。比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描既是一种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画种，也是一种独特的造型手段。在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中，人物的表情、神态透过线条表现出超然脱俗的美感，是线描艺术的巅峰之作。这一技法对创作中的抓型、格局、关系都有极大帮助，但在当今美术教育中被重视程度不够。再拿临摹来说，临古人、临自然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临”不仅要把握构图、造型、笔墨等元素，还要把画家的秉性、气质活脱出来，这个过程中有构思，有取舍。而现在，许多学画者“抄袭”自然风光，画出的作品毫无生机。

在现实因素的影响下，正法传承尤为重要。只有走与传统相近的路子，再加上个人的禀赋、阅历，才有创作出上品佳作的可能。

裴士戎：在传统绘画中，古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理念、技法上，还体现在绘画材料上。就拿宣纸来说，现代工艺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制作宣纸是用化学方法处理材料，几天即成。纸面固然匀净洁白，但纸寿、自然肌质与色泽、水墨效果等，都无法与古法宣纸相比。像我们画写意画，对宣纸的要求更高。古法宣纸受墨清透、黑厚，晕染程度为笔墨运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作为艺术的载体，古法宣纸的保存年份可达近千年之久，而普通宣纸纸寿仅在200年左右。受近现代工业的冲击，不光是宣纸，就像笔、墨、颜料等，随着一些传统古方的流失，均在制作技艺上呈现出断代的趋势。所以，在对中国画材料的认识上，当代画家也应向前人学习。因为作画并非孤立的涂鸦，而是笔墨纸砚以及画者的本心与自然相互配合而产生的艺术，当心中之图与意属之物相配，才有真趣。

扎根人民，发现生活之美

记者：在取法古人、取法自然外，绘画与日常生活也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日前，党中央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具体到美术创作，应当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裴士戎：最真诚的艺术一定要到生活中去。艺术家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拓展眼界。以我画秧鸡为例，1970年，我在贵州山区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一个瑶族农民背了一杆枪，上面吊了7只秧鸡从我身边一晃而过。在一片黑压压的环境中，秧鸡的红冠格外夺目。为了看一眼那个打动我内心的物象，我追了20分钟，终在山路的道口赶上了那个农民。从此，秧鸡的形象一直镌刻在我脑海里。

生活的启示是偶然的，但我画秧鸡一直画了20年才敢说“画成”。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画，2002年在莱阳再次看到秧鸡，又一次观察并动笔勾勒，直到2013年上半年才完成自己满意的作品。在最终成型的作品中，以墨色为主体，辅之以秧鸡的红冠和环境中的红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上的秧鸡尾羽直立、形象突出。

不仅是秧鸡，还有水鸭、黑天鹅等，这些年来我所画的形象都由生活而来，但画到满意无不是经过十几年的酝酿琢磨。因为对于大写意花鸟来说，一方面，从初步写生到掌握画法需要时间和火候；另一方面，从生活到画面，并非照实搬录，还要经过取舍、虚实、布局等艺术化的处理。

张宝珠：“文革”中，《大众日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幅国画作品，那是我创作的《黄河两岸披新装》，是一幅来源于生活的作品。“文革”中，被视为“国粹”的国画艺术被打成“四旧”，受到批判。当时，我只能白天画油画，夜里偷偷画山水画。在国画渐渐放开后，我以对生活的观察，抓住了沙土改成稻田这个题材，于是就有了这幅“应景之作”。

事实证明，无论是古人、自然还是现实生活，都能给予我们创作的灵感与汲养，但在这个基础上，创作还有着“取法其上”的问题。就像临摹古人要超越古人、师造化要“活”化物象一样，生活并不是处处生动、丰满，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而缩短这个距离，技法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同时，更需要用眼界、胸襟去领悟。只有潜心钻研，方能精益求精。

抵制浮躁心中要有“圣山”

记者：目前，受大环境的影响，艺术生产存在为名、利牵引的现象。那么，美术创作该如何抵制诱惑，规避误区？

张宝珠：就拿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来说，重工笔而轻写意的趋势愈加明显，许多获奖作品脱离传统，缺乏真情实感和中国人文精神，气韵生动、笔墨传神的作品比较少见。“全国美展创作模式”正引起业界诸多人士的反思。

在矛头指向画家争名逐利时，是否也要反思一下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当下，获奖作品、获奖者与市场之间形成了一条固定的利益链锁。在靠获奖抬高身价的大环境下，工于取巧是画界的必然趋势，也必然导致更加恶劣的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不抱团、不跟风，才能使艺术市场逐步净化。

就拿我来说，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写写画画，一直到走上专业绘画道路，靠的是“痴迷”二字。5岁时，我在家中的废纸上涂鸦，15岁拜黑伯龙、陈维信两位先生为师，直到21岁那年成为济南国棉二厂一名工人，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画画仍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当时，家里住的是整条街上最破旧的房子，屋顶瓦片残破，我们盖上了一层塑料布勉强度日。有时早上起来，屋檐上的冰凌足有1米多长。一场大雪过后，屋顶塌了，残瓦掉在我画案上，我却觉得是个“好兆头”——在屋里见了青天，预示着“穷棒子要扭转乾坤”了。抱着这种乐观的态度，我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争分夺秒地临摹古人，思忖作品背后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并养成了每天临到半夜3点的习惯。现在回想起来，以前的日子虽不比现在殷实，但人们内心是纯粹的，即便清苦也充满乐趣。

裴士戎：一面是美术机构、美术院校“行政化”“衙门化”的现象严重，一面是艺术市场秩序失范，眼力不济就活该倒霉，这两方面的问题若不加以改善，对艺术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

既是长期积弊，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画家内心有“圣山”。像李苦禅、潘天寿、黑伯龙等大师，我像“朝圣”一样去学习他们；像自然、生活中的素材，我以敬畏的态度撷英采华，再把所看、所想、所得内化为自己的风格。几十年来，我做过边远山沟里小火车站的值班看守，做过最辛苦的搬运工人、养蜂人，无论顺境、逆境，都专心致志，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下，自学了素描、油画、水彩。

只要心无旁骛，无论何种环境都不会影响创作。至于一幅画卖多少钱，能换来怎样的社会职务，对于真正有责任心的画家来说，永远只是“附加值”。

追随心性即为创新

记者：作为美术作品来说，该如何反映当下改革创新的时代？

裴士戎：任何时代都不是孤立的，都需要接通往古，启迪未来。我所理解的反映当下，并不是要求艺术家一定要创作写实作品，而是经过艺术家的个性创造，无论历史或现实的素材，均能照进现实，引发人们的共鸣。

所以，艺术家要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气魄。作品不能只为迎合一时潮流。好的作品能与古人交流，在当代卓然，于后世流传。艺术本没有古、新之说，只有高、低之差。

艺无止境。于我而言，便是活到老画到老，能有所进步就好。

张宝珠：我认为，追求心性即为创新。笔墨乃性情之事，是用来表达个性的，下笔即流露一个人的品格、修养。就拿我走进“三山五岳”为例，我今天所画的泰山与10年前不一样，此时进山的体验也不同于彼时，心性和火候都变了，作品也千差万别。美术作品能够参差多态、千人千面，吸引不同的“粉丝”拥趸，就是对时代的最大贡献。

我对日后作品的风格追求概括为3个字：独、力、简。独，即不迷信某家某派，从容、独立；力，不单指笔力，亦指内心思想的深度，做到有心性、有洞见；简，即为简练、简洁。删繁就简需要天赋和卓识，亦是中国画追求的意境。如是追求加上与众生同悲悯的心胸与大爱，作品才能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与天地精神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