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钱欢青专栏第一期：《在路上，寻找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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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济南时报副刊部副主任、老济南文化学者钱欢青 (微博：@钱欢青)
在路上，寻找乡愁
大约在十年前，很多人在网上写过一篇同题文章：故乡在沦陷。这是漂泊的异乡客的感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急速推进，资源被重新分配，确实让每个人的故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远离故乡的异乡客重回故乡，会发现，多少年来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早已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模样，内心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已经不知何处安放。
乡愁无处安放，是因为在乡村城镇化运动中，很多村落正在消失，而更多的村落则早已变了模样。而我这样一个从南方农村来到济南城生活、工作的人，也许只有在寻访古村落的路上，才能慰藉被悬空的乡愁。
老树老屋（钱欢青摄）
“根性文化”消失速度惊人
2012年6月5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山东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建筑学、艺术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近20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共同讨论现代社会语境下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也参加了的论坛，他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在冯骥才眼里，古村落已经处于最危急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很多村落出现了空巢化现象。一个古村落就像一本大书，最恐怖的是，我们还来不及打开这本书，它就已经消失了。
药王殿（钱欢青摄）
古村落的消失为何令人痛心？因为它不仅勾连着众多人内心深处的“乡愁”，也隐藏着中国传统的“根性文化”。历经千百年的自然生长，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古村落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它的“根性文化”还体现在它的丰富性上：古村落里既有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又有民间文学、戏曲、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失。
物质形态和传统精神的双重失落
古村落的“危急形态”，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一些村落老建筑的破坏，还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文化整体性失落。在传统的村落形态中，乡村人的生存有着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生态，讲求传统的皈依，讲求族群的制约。
穿过文昌阁，就是梭庄大街（钱欢青摄）
在济南见到冯骥才之后，我开始对济南境内的古村落进行调查，眼下，已经走访了50多个古村落，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历经“土改”、“文革”，以及上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大潮，留存在乡村的古建筑已经相对较少，不少村落中的大家族的大房子，有的被扒，有的早已分割成不同的小单元，虽仍隐隐可见其雍容的气度，但掩不住颓败和衰老。与此同时，勾连在建筑这一有形物质身上的无形的精神传统，也在时代的凶猛浪潮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以我所调查的山东省济南市章丘普集镇杨官庄为例。村中有一处蔚为壮观的袭家大院，是袭家第十七代孙袭肇运于清朝嘉庆年间在杨官村建造的宅院，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整个袭家大院占地约5亩，整个布局沿南北中轴线成东西对称分布，各院落厅房坐落于中轴线上，两侧是厢房，为组合四合院式建筑，总共有五个院落。建袭家大院的袭肇运，一开始以种地为生，后来经商有了钱，就盖了大宅子，五个院落的最后一个是粮仓，前四个后来就分别分给了四个儿子。随着家道中落，除了袭肇运长子之后一直住在第二进院落，其他几个院落都被袭氏后人卖给了村里别的财主。
文昌阁拱洞（钱欢青摄）
让袭家后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袭家大院最南和最北两座楼的神奇之处：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在二楼窗户南北对望，那么就一定能互相看得见，这是袭家大院设计师特意设计的。令人庆幸的是，南北两座二层小楼如今都完好无损，默默见证岁月沧桑。然而，原本气势恢宏的老院落，留到现在的老建筑，却已经寥寥无几。
与老建筑的颓败同样命运的是，是袭家祠堂延续数百年的“春秋之祭”。
在明代修家谱时就有人说“祖先积百年德才昌，然宗派益分宗法不立，春秋之祭当然无闻，其报本之意何在哉”?有意思的是，这位身为济南府儒学生员的袭氏八世祖，不仅力图恢复春秋之祭，还在明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写下了“行会条约”，规定了祭祀祖先的贡品、过程等等内容，其详细程度可以作为明代社会风俗的一份研究样本。“行会条约”的最后写的是：“圣谕族约内事理，不许分外生事，欺凌乡里、游惰失业，违者绝之，生不与祭，死不许入墓。”
这份保存在家谱中的明代“条约”，形象说明了家族对其成员的道德约束力。如今，社会形态早已天翻地覆地改变，人伦秩序当然不能再指望族约这样的规定了，“春秋之祭”自然也早已荡然无存。
找寻来自“根”的荣光
近些年，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滋长起来的，还有众多乡村对接续“根性文化”的渴望。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不少村落开始修撰村志，不少断裂的家谱开始被重新修订。走访一个个古村落，你也总能在每个村子里找到一两个对本村历史如数家珍的“乡土专家”。
上文提到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袭家大院，也有新的故事发生。2002年，袭氏后人能第八次续谱，至今依然有从北京、天津到袭家大院来寻根的人，一切都证明，族人之间的家族向心力依然很强，家族的荣耀，依然是村人心中默默涌动的需求。
与民间找寻“根”的荣光的“自然萌动”同时几乎发生的，还有官方抢救古村落的行动。2012年4月16日，国家几个部委联手，已经开始对古村落进行地毯式普查，所有古村落经过评定后都将上“户口”，第一批全国共有22个省份的169个古村落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根据冯骥才的说法，随着古村落保护名录的完善，如何保护将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根据每个村落的不同情况进行保护，总体上应该遵循两条原则：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真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保护。”
与如今国家层面的古村落地毯式普查和保护不同，其实早在1931年到1937年，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就选择山东邹平搞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离胶济铁路不远，离济南也不远。梁漱溟的行动很明确，搞乡村建设运动，第一是让农民采用新技术，这同时需要进行平民教育；第二是组织合作社，比如成立棉花营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创收；第三是组织治安自卫团。从1931年到1937年因为战争而离开，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成就了当地百姓在解放前的一段切切实实的“好日子”。
事实上，梁漱溟的“野心”要大得多，乡村运动够连着梁漱溟对“革命”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变化乡间人。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同时要扩大农民的视野，使其从关心一家，扩大到关心一村，最后到关心一国。推广开来，全国都养成新的习惯，制度也依靠习惯建立起来。他试图让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人有敬祖习俗，他就设想在村学里放上“民族祖先”牌位，增强村民的民族观念。此外，他还试着改造补充传统的“乡约”。
战争阻断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而事实上，在乡村建设运动的那些年里，经济效益的确不错，村人念念不忘的也是这些，但梁漱溟想讲的“道理”，很多还是被忘记了。
针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海内外第一步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感慨：“通常，一件事情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他是对的。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在城镇化大潮涌动的当下，国内不少学者开始接续梁漱溟的精神遗产，重新思考并践行新的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回归故乡，“抢救故乡”。儒者颜炳罡更是和诸多儒学教授一起，创建尼山圣源书院，坚持长期给当地农民讲儒学，以期复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儒家乡村理想。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两难”也许永远存在，但唯其难，对乡村建设、对中国出路持之以恒的思考、实践，并且坚守，也许才显得尤为珍贵。
钱欢青
作者简介：
钱欢青，浙江诸暨人，200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为济南时报副刊部副主任。长期从事文物考古报道。曾获全国晚报文化好新闻一等奖、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著有《济南老建筑寻踪》、《考古济南：探寻一座城的文明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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