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山东独家对话《山师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宗刚
教育
关注
李宗刚，山东滨州人。1991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7年晋升教授，2009年被聘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生导师。2011年，他开始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2018年，被评为山东师范大学首届东岳学者拔尖人才和“十佳教师”。2019年，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攻坚克难”奖，获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荣誉称号，主讲课程入选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202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被聘为二级教授。他还兼任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李宗刚师从于朱德发、蒋心焕等学术大家，研究领域涉猎广泛且独具特色，凭借多年如一的奋发之姿和真抓实干的治学风格，在五四文学发生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李宗刚从事学术研究30多年，出版著作8部，包括《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等。在《文学评论》《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的论文30余篇；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4项。
2019年和2021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两次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有效彰显了学校的办学层次和水平。
新浪山东《山师学者》栏目，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独家对话“笔耕不辍著华章 文以载道系学刊”的李宗刚先生，一起领略这位学者的别样风采。
新浪山东：您求学于山师、工作于山师、成长于山师，能不能简单谈一下您眼中的山东师范大学？
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是一所文理见长的学校。从山师从建校之初，它的文理科就是特别好的，尤其是从齐鲁大学合并而来的一些院系，师资力量是非常的突出的，也就是说，山师的文理见长是有它的历史的渊源的。那么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田仲济先生就是从齐鲁大学到了山东师大，逐渐引领山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不断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山东师大整体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同时，山东师范大学的人文情怀体现在富有对老教师特别的尊重，对青年教师也特别的关注，构成了一个良好的具有人文情怀的这么一所学校。尤其是值得肯定的是，山东师大的发展势头迅猛，在20世纪90年末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点。当时有两个点，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点，一个是生物学的博士点。在获得两个点之后，山师现当代文学就开始进入它的发展的快车道。我深受其惠，在文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引领下的，改变了我学术研究的格局。还一点就是，山东师大比较注重不拘一格降人才，特别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发展的空间和平台。
我对山东师范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是在山东师大成长起来的一名普通的教师。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山东师大完成的，可以说没有山东师大的培育培养，就没有我今天在学术上的一点成绩。1984年，我进入山东师大从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在我的老师的引领下，我逐渐的走向了文学，并且开始关注和热爱文学研究。这个过程直接奠定了我未来的学术人生的基本格局。在山东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我的一大批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引领我们逐渐的走向了中国现代文学。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想将来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这样的道路。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像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选修课，像冯光廉先生的鲁迅研究课程，像蒋心焕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课程，都属于我所热爱和关注的文学课程，在这个课程传递当中，我开始关注、关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并且励志要考山师的现当代文学这样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我终于考入了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我开始了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在这个期间，我的硕生导师是蒋心焕先生。蒋先生是1954年考入山师，1958年山师毕业留校，他深得田仲济先生的赏识，并且在田先生的引领下，也开始关注中国现代的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呢，也是上承了田仲济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谱系。中间经过了蒋心焕先生的引领，我逐渐的走向了现代文学。那么，我的博士历程则是跟随朱德发先生，他又进一步拓展了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和思路。从1984年进了山师，到现在屈指算来30多年了，快要40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山师学习工作，一直在山师学习工作。在这近40年的时间中我感觉到山师，是一所文理见长的学校，特别关注人文情怀。所以我现在对山师的整体的印象了，就是山师的确是一所底蕴深厚、而且富有人文情怀、特别注重助推青年人成长的学校。
在我们这所学校中，有一批大师曾经引领着山东师大走向辉煌。以我所从事的文学教育来讲，在文学院，我的导师是朱德发先生和蒋心焕先生，他们两个人引领我不断的走向学术的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讲，山师的文理见长是由一大批山师的优秀学者所组成的一种谱系。我们山东师大有一种光辉的传统，就是更多的强化文学教育，怎样更好的把学生引领到学术道路上来。
我自己就受教于山东师大这种光辉的传统。山东师大文理见长和文学见长的特点，不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我1984年进入山东师大，当时第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山东师大确实是一所底蕴深厚的、令青年学子向往的高等学校。来到之后我就开始发奋，准备在山师有所作为、有所建树。1988年，我顺利的考上了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跟随蒋心焕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硕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在这个过程中，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大批优秀老师引领我逐渐的走进了学术。
我的硕士生导师蒋心焕先生，在我的学术研究对象的选定，以及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阐释上，应该说帮我确定了人生的第一块学术的基石。2002年，在山师工作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我又跟随朱德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朱先生以自己对五四文学的深入阐释和全方位把握，让我逐渐的对五四文学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我最后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谈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这样一个选题，恰好是我对山师学人的一种学术传统的自觉传承。在这个方面，他引领我做的硕士论文是谈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个转换的核心点，就是谈近现代文学的衔接关系。到了跟着朱德发先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又进一步延细化了这样一个选题。对于五四文学当中的生成，从教育纬度进行阐释。新式教育怎样促成了五四文学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硕士到博士的选题，恰好是对山师一代学人学术传统的一种继承。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奠基在我的导师的学术基础之上的。朱德发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撰写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帮助、提携。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篇论文是谈林译小说为什么会风靡一时。这篇文章刊发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得到了朱老师的认可。随后，我的博士论文又进一步谈新式教育当中的学生、新式教育下的老师以及新式教育的学校等众多的要素是怎样参与了文学转换。这时，我开始逐渐的聚焦于新式教育和五四文学发生。我之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基本上顺着这样一个纬度来不断的往前推进。我申请的国家课题，谈关于民国的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在2010年获得国家社会基金立项，在2016年完成，成绩还是不错的，是优秀等级。我又进一步的阐释整个中国现代教育，中国的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怎样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包括对作家的影响，进行了相对深入的阐释。到了2017年，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关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关系，中国20世纪文学与中国20世纪教育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的把握当中，我的第二个国家课题是谈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个课题目前正在推进过程中。实际上我学术道路的整个轨迹就是顺着这一个方向来的，从对五四文学的热爱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的阵地，然后从新式教育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阐释作为切入点，逐渐扩展到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怎样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然后又进一步的去关注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那么这三个维度是要合起来谈呢，都属于在我的两位导师他们学术的基点上的进一步拓展。
新浪山东：建校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可以说为山东师大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您本人也始终坚守文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该学科的发展脉络？您认为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学科的发展为您的教学科研之路带来了哪些重要影响？
李宗刚：山东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历史悠久的学科。它创建于1952年。我所在的这个学科，应该说是山师发展时间比较长的学科之一。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有，第一代学人田仲济先生、薛绥之先生以及冯中一先生；第二代学者朱德发先生、蒋心焕先生、宋遂良先生、吕家乡先生等；第三代学人则是魏建先生，吴义勤先生等。他们用不同的关爱、不同的支持方式，也对我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像人梯一样引领着、托举着我，不断的开启了学术研究新的登攀之路。
对于学科的历史来讲，我们这个学科实际有几个传统。一个传统的是重视文学研究和文学规律的把握。比如学科的奠基者田仲济先生，他在民国时期写就的抗战文艺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文学史。后来，他继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的学术道路更多的强化一种阐释。到了我的博生导师朱德发老师那里，他更加重视对于文学规律和文学现象的深入阐释，并且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论文，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今天看来，他写的很多论文仍然富有思想的光芒，给后人带来启迪。朱老师在这一点上，他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楷模。到了第三代学人这里呢，像魏建先生和吴义勤先生的，他们更多的是强化了对文学规律的把握，这是一种传统。
第二种传统是山师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从50年代起，薛绥之先生就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资料，在学界产了较大的反响。后期，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特别关注鲁迅研究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且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背景下鲁迅研究的异军突起，起到了铺垫作用。像我们大家熟知的王富仁先生在鲁迅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了薛绥之先生对他的熏陶和整理的资料。这无疑是王富仁先生的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根基。换言之，薛绥之先生的这一套鲁迅研究资料，为整个新时期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是奠基于这套资料基础上并且进行了深化与提升，实现了鲁迅研究的很大程度的超越，实现了带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型。这是我们学科的资料整理，到后来又不断的去拓展，并且有一种文脉在传承。我们的查国华先生，他是从事茅盾研究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韩之友先生是从事鲁迅资料的整理研究，张桂兴先生从事老舍资料的整理研究，魏建先生则是着重于郭沫若的资料整理研究。目前的山师，它的学术传统，是特别强化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且有很多优秀的论文也都是在丰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注重学术研究的学理阐释，还注重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的系统的整理与把握。两者的结合，进而促成了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一种优秀的学风、扎实的资料功夫、深入辩证的思维阐释，以及在两者基础上得出来的全新的学术见解。
我们不妨的以朱德发先生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为例，稍加说明。朱德发先生在80年代初写了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反思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对五四相关期刊的系统的梳理和阅读的基础上，思考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他正是在对于相关的五四文学资料的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进行了反复，进而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这说明所有的学术应该是在丰赡的资料的基础上往前推进。然后，还要有一定的现实关怀，我们的文章写作，立足点应该是对于当下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积极的参与和引领。这是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初探。我们学科在这两点上应该说做的是相当的突出的。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近十年以来这个学科在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又不断的进行了创新，这是在魏建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书系中有所反映。
山师文学学科的第三个优良的传统的是特别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山师的文学学科之所以生生不息，关键在于前辈学者不断的提携后辈学者，后辈学者则尊敬、尊重、热爱前辈学着，形成了传帮带的优良传统。这是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根源。大家都知道，山师的文学学科对外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我们学科内部，目前为止仍然具有活力，很重要的一动因，来自于学科内部具有造血的机制。造血机制体现在我们的学科带头人魏建先生，特别注重培养年轻学者，不断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搭桥铺路，让年轻人在他们的肩膀上瞭望更高远的学术目标。我自己在学术上有了点进步，很大程度也得益于学科的这种优良传统。从早期的朱德发先生、蒋心焕先生，到现在的魏建先生，他们都属于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托举者、推动者。
山师现在的文学学科还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有序的内部竞争机制。从学科的负责人、学科的带头人，他们注重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我们学科的青年教师，都以自我的不懈努力来铸造辉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下功夫，进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崭新的局面。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促使年轻人在相互学习中完成互相的激励，在对别人的致敬中，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大家都知道，有人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些内部的不同的看法或者矛盾。但我们学科，在这点上很好的规避了这种矛盾。每个年轻人有平等自由竞争的机会和平台，每一个人都得以在这个平台上自由的施展才华。这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学科，特别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
新浪山东：据我们了解，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很多领域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您是如何将五四文学发生学、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等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一路走来，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获得了哪些宝贵经验？
李宗刚：早在中小学时期，我初步的接触到了中国现代文。那个时候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不是很多，但逐渐的喜欢上了文学。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这让我感到文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到了高中，一开始我是作为理科生来做准备的。80年代初，中国掀起了“陈景润热”，他主持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深刻的影响了我。那时候我对陈景润特别的敬仰，想将来也做一个像陈景润那样的人。后来，我在中学时期学术兴趣开始转向。主要得益于我的几个同学，他们热爱文学，对社会富有改造的强烈愿望。我也开始关注社会责任，关注青年人的使命。我想把自己的人生和时代有机的结合起来。于是，我就从理科转到了文科，弃理从文。
进入山东师范大学求学后，我读的专业是中国汉语言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的走进了文学。我特别的敬仰那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一方面是我当时阅读了包括《文学评论》在内的一系列优秀学术论文和学术期刊。另一方面，我受到了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老师影响。大一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好几位老师接力完成的。这样有一个好处，能够较好的展现山师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优秀老师风采。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将来我大学毕业要考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为此，我就开始了准备的历程，不断的汲取前辈学者的知识。在个过程中，特别值得肯定是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选修课。这个课程给我一个全新的感觉。再有一个课程，是蒋心焕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那时候他是给高年级的同学开的，我是作为旁听者听了这门课程。听完之后，我就跟蒋老师说，我将来也想从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蒋老师听了之后很高兴，他鼓励了我。我在这个过程完成了从青涩学生向朦胧学者的转换。到了1988年，我顺利的考取了山师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比较系统的学习，并且逐渐把学术兴趣点聚焦于晚清文学向五四文学的转换。我的硕士论文标题是《探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探讨晚清到五四整个中国小说是怎么转换过来的。到了读博士期间，我又顺承这个道路，开始关注五四文学的发生和外部其他要素的关系，关注五四文学到底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这属于文学研究的外部研究，重点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五四文学的生成。
我现在的学术道路，基本上生成了两个点，一个是这个五四文学研究，还有一个是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五四文学研究和我所涉及到的新式教育研究、现代教育研究的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谈的五四文学研究是重点从新式教育的维度进行阐释，然后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现代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这属于在原来的根据基点上对外的拓展。再往后推进，近几年我关注的是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就构成了我所谈的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谱系。但一切都是从五四文学这个原点生成和衍生出来的。这是我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轨迹。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我特别强化一点，就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要重视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我自己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特别强调这一点。我现在比较重视对有关文献史标的梳理。这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前面我说过，搞学术研究，如果没有一定的、全面的、资料的支撑，是很难得出新结论的。我重视资料，应该说是来自于我对于文学学科的前辈学者的优秀学风和传统的传承。我相继编写的几本研究资料，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谈的国统区的校园文学研究资料，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硕士研究生谢慧聪同学，编了两本关于杨振声的资料，一本是杨振声的文献史料汇编，一本是有关杨振声的研究资料选编。我还编了一系列的作家研究资料，像郭澄清、赵德发的研究资料等。还有就是我在山师学报任职期间所编写的一系列有关学报的优秀论文的研究资料。我想这些资料都对我学术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让我的学术研究植根于丰富资料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方面，是我在对资料把握的基础上还特别关注了对中国现代文学规律的把握。也就是说，我在对资料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并非做简单的梳理与呈现，而是强调怎样更好的来把现代文学的内在规律有机的呈现出来。为此，我的论文还特别强化能否在既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个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结论。前段时期，我做的一篇论文就是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可以说就是在对相关资料的梳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把握。我认为，父权的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之间有内在的关系。这是把资料和我的研究有机的结合了起来。还一个是我对于鲁迅在民国教育部任职期间的研究。他曾担任过小说股主任，制定了有关小说股发展的有关章程，他特别强化了怎样来构建中国新闻学，怎样吸收外来的文学、转化外来文学。我在这篇文章当中，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梳理，感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的阐释。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关于五四文学生成。我们过去，强化了《新青年》等期刊的重要影响，但是忽视了民国教育部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作用。我的这篇文章的刊发出来，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于通俗教育究会的进一步的还原，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生成的过程中，不单是《新青年》起了重要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也功不可没。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该补充上一个章节，在新青年之后，要补上通俗教研究会与中国新文学这么一个章节，要强化通促教研究会作为半官方的机构，在引领促进新文学的生成当中和《新青年》一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这是关于文学规则的把握。这个点是我目前的学术研究当中特别强调的。作为一个学者，在梳理资料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没有一种人文关怀的把握，是很难拓展出一种新天地的。所以说，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重视这种资料的梳理，同时也重视对有关文学规律的把握。
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我特别重视，就是搞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的价值。我想通过我的文学研究来实现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我想我们应该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当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是脱离社会、关起门来搞学术的知识分子，而应该关注社会现实需要，能够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并且在自己的学术演绎当中回应必要并且回答有关的问题，进而让我们的思想参与到这个时代有关命题的解答当中。这种关怀，可以说是我自己在有关的文章写作当中，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写的论文，真正的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祖国所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学术研究它有了根基。我们才能够让学术研究不至于脱离社会现实。
第四个方面的，我想我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人文情怀。前面强调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责任。人文情怀在哪里呢？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想，中国一代又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优秀传统就是有人文情怀。有对小人物的关注，有对普通人的关注。那么，我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我也经常想怎样去关注这些人物。我在学术研究中，特别强化那些对普通人作品的阐释，在学术研究中我特别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这个方面应该说得益于我的几个老师的引领。比较有代表性的，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莫言与孙犁的。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有一定的交集的，但是交集比较小。后人很少去关注孙犁和莫言之间关系。我在对于有关史料把握的基础上，发现了这个现象，孙犁和莫言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后来他们逐渐的走向了疏离。我就把孙犁与莫言的，从认同走向疏离这样一种现象的进行了概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历史事件的判断，而是通过借助这一个材料来阐释文学代际的传承、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最后基本结论是，如果说是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很好的在前人的基础上来进行创作，他很难走进或走向文坛。如果一个作家走上文坛之后，对于前辈作家亦步亦趋全部模仿，他也很难超越前辈作家。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既应该继承传统，又应该超越传统，既应该对前辈作家表达敬意，又应该对前辈作家进行超越，在尊敬与超越中铸造自我的辉煌。像莫言这样一个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恰好是向他早期所认同的孙犁所创造的道路的一次超越。当然超越之前是有继承的，甚至有模仿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后面的超越，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莫言。所以说，我特别强化文学研究，应该强化人文关怀，强化对于普通人的关注，把人文关怀渗透到了论文写作当中去，让论文显得有点普通的温度。
新浪山东：我们知道，《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学校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在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困难。自2011年您接任主编以来，是怎样一步一步帮助文科学报，重新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的？
李宗刚：关于山师学报，应该说，是一件特别值得叙述的事情。在我的人生成长过程中，山师学报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山师学报是一份具有光荣传统的老学报。山师学报1956年创刊，到今天已经走过了65年的峥嵘岁月。在这65年的时间中，山师学报伴随着时代的沉浮，不断绵延向前、发展壮大。山师学报应该说属于全国高校学报中比较早的一批，在文革期间受到一些影响。新时期以来，山师学报开始刊发一系列优秀的论文。前面的几任主编，像周国平先生、李小虎先生、翟德耀先生等，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是2011年到山师学报担任主编的。我有满腔的热情。我感觉到山师培育了我，不断的引领我前进，我应该对山师有所回报，应该感恩，用实际行动感恩山师的培育。于是，我在2011年，到了山师学报担任主编。在我心目当中，山师学报是很神圣的一份学报。接过主编的接力棒之后，我想一定要跑好自己的这一段路程。所以我就开始，要准备冲击C刊。为了能够冲击C刊，我们开始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当时山师学报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编辑部只有四个人，办刊经费比较紧张。那时我提了一个口号，山师学报，应该要全力以赴，要冲击高层次的期刊，要争取创建一个名刊、优秀的期刊。优秀期刊的很重要的一个外在标志，就是C刊，这是衡量一份学报是否优秀的重要指标，那我们就是想的应该引领山师学报也能进入C刊行列。在冲击C刊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山师学报难度比较大，办公经费没有，政策支持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充分分析了山师学报的优点、得失之后认为，山师学报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山师里很多优秀的学者，他们的文章是非常好的，他们也迫切的希望山师学报能够再创辉煌。再就是编辑部内部，我们几个人经过讨论之后认为，山师学报在我们这几个人的手中，一定要有所发展，即便是不能进入C刊行列，我们也应该让山师学报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进步。我们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开始艰苦创业。当时我们的电脑是浪潮286，上班的时候，一般这个电脑啊打开之后，到下班的时候页面才能出来，运行的速度比较缓慢。后来，我们为了跟上办公自动化的步伐，就筹措资金，买了一台新的组装电脑，开始小米加步枪的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要经费没经费、要政策没政策，但是我们有的，是决心。我们开始走出去，邀请了一大批的名人，经过再三的努力，把他们优秀的稿件约过来，刊发在山师学报。同时，我们山师的一大批优秀的老师，也把自己优秀的文章给了我们。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朱德发老师。朱老师既是我的恩师，也是对于我的工作全力支持的一位优秀的作者。他所写的文章，约稿者甚多，但他都是首先考虑山师学报。这几年的山师学报刊发的很多优秀文章中，朱老师的文章数量应该说名列前茅。这些文章都支撑了山师学报的发展，让山师学报用崭新的面貌现给世人，山师学报的以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学术界，让学术界对山师学报有了全新的把握。比较有代表性的还一位，是我们通过约稿，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义先生的稿件。他的文章是关于王蒙的小说的一篇评论文章，在山师学报发了之后，经《新华文摘》转载后取得了较大的反响，受到了王蒙的关注。王蒙为此专门打电话，给山东的有关朋友，让他们要一份山东师大学报，后来我们就把山师学报赠送给他，他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并且还给我们写了几个字，特别的强调了山师学报是一份比较优秀的期刊，这是他过去没想到的。这些优秀的作者就托举起了山师学报这个平台，向更高更强过度。在优秀学者的支持下，山师学报有了长足的发展。包括其他的科学栏目，比如政治学、中共党史有关栏目，我们也约了一大批的稿件。比较具有标代表性的像石仲泉先生的文章、李君如先生的文章，都在山师学报发过。其他有关学者的文章也比较多。山师学报逐渐通过加大约稿的力度，把一批优秀学者的稿件集中过来，他们的支持为山师学报创设了基本的格局。我们刊发的文章是一流的。换言之，山师学报，尽管不是一流的，但是我们发的文章是一流的，都是在中国学术界有影响的一批学者的、有影响的文章。
第二个是我们建章立制，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进而破解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发文是要有规范的。怎样来发表一篇文章，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程序，包括专业的审稿、建立有关规定等等。我们定了程序之后，严格按照程序来推进，这样就最大限度的规避了一些关系稿，让优秀的稿件能够脱颖而出。实际上，一个期刊能否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没有章程可依。我们现在有了章程，并且完全依照章程来推进。这样山师学报的制度建设就完成一次很大的超越。
第三个方面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努力的让大家把期刊的荣誉和个人的荣誉衔接在一起，进而成为“我为学报发展做贡献、学报为我搭平台”，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像孙昕光老师，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人手少的时候，他编辑稿件也经常是晚上到了两点钟左右，通过电子邮件给我推送有关的稿件，让人很感动。其他的老师也是这样，都是在全力以赴的打造这个期刊，大家把期刊的荣誉和个人的荣誉有机的衔接起来。这样就让期刊的发展有了根基。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方面。山师学报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型。
那么，再就是我们把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强化数据库的建设。这个数据库很关键。山师学报在早期56年创刊以来到底有哪些期刊，我们编辑部搞了一个家底，摸清了到底有哪些期刊，并且我们把它进行数字化处理，就是把山师学报从创刊以来的所有的期刊全部扫描了PDF版，然后集中在一起，向全国的优秀学者赠送电子版。这个效果很大。为了让大家能够自由获取，我们专门的建了个新的网站，在山师的主页上有个链接。我们把山师学报的电子刊全部上传上去，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数据库。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的话，可以很方便的自由获取山师学报历史上的电子期刊。同时，我们强化了一点，把每一期的杂志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推送。当然，现在的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更多的强化了电子邮件的有针对性的推送。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们通过一些学术研讨会，找到了相关专家的邮箱，积累起来进行整合推送。目前，我们推送的电子邮件的数量，是每一期推送4000多份。十多年来，我们翻了一下，已推送的电子邮件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份。这对于山师学报的传播，起着重要的助力作用，让全国学界对山师学报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认知。学者们通过电子邮件能够看到每一期的山师学报。这十多年以来，我们久久为功，从没有放弃，这一点也让全国学界同仁感动。他们觉得，山师学报编辑部的同仁能够十年来坚持下来，不断的推送自己的电子刊，十多年来如一日，没有放弃。这种全力来把山师学报往外推荐的做法，他们认为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山师学报的数字化，也是我们为了扩大影响，特别强化了对于学报的转载。我们现在有专门的跟踪山师学报刊发的文章在社会的反响的有关信息。我们不断进行统计，这几年，山师学报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率还是不错的。2012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率有一个排名，山师学报最好的一次成绩是2013年。2013年的排名是转载率在全国的高校学报中曾经排到过第12名，综合指数是第14名。山师学报作为一个普通期刊，能够进入985高校学报的先进行列，说明我们编辑部下的功夫有了一定的效果。我们为了进一步的摸清山师学报在整体历史发展当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率情况，我们专门做了个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有个数据库，是1995年开始，是1995年之前的学报，数据库里面没收入，1995年之后的都在数据库里面。我们一方面把1995年之后的数据都搞得很清楚了，另一方面我们对1995年之前的数据不了解。为了摸清家底呢，我在前几年专门带着我的研究生到咱们山师这个馆藏书库查找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所有的山师收藏的期刊全部翻了一遍。这样就等于把山师学报刊发的文章，都找了出来。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统计，从1978年到现在的，山师学报被转载的数据全部搞出来了。我们为了让这份数据有支撑、有根据，还特别把每一期杂志里山师学报的文章的篇名、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哪一期、哪一个转载的期刊上分别列出来。这样就让人感觉到了，它是准确信息。山师学报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率是13.0%。可以说，在全国学报界，能够对这几十年来的有关数据做了如此详细的统计的，恐怕还是不多见的。这是我们对于山师学报的一个社会反响的把握。
另外，我们现在还特别强化了对于作者的沟通。过去，期刊届往往强化一点，就是发文章似乎有点难度。我们现在就改变了这种观念。学报刊发作者的文章，是作者支持我们的发展。我们应该有种感恩之心来感激学报的作者对学报的支持。所以说，我们现在用了一颗感恩的心对待每个作者。这是山师学报这几年发展当中特别强化的一点。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特别强化情感的纽带，尊重的一个作者。并且，在和作者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向他们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并且表现出的对他们支持山师学报的感恩之情。当时给他们开的稿费都不是很高的，但是他们仍然一往无前、一往情深的支持山师学报，根源就在于他们对山师学报的人文情怀还是有所认同的。作者们会觉得，我们是一批真正的办刊人，我们想把中国学术搞上去。这是我们特别强化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别强化要在编辑的硬功夫上，在编辑论文方面要下硬功夫。在编辑的过程当中，特别强调编辑的真功夫。为了能够强化这一点，我们特别重视期刊引文的核对。现在有些学者，他的引文核对的还是有问题的，不是很准确，我们往往要进行重新的核对。我们为了让作者更重视引文，还让作者能够提供他们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所参考引用的文献，用这个照片形式发给我们，我们再进行核对。这个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于纠正当下学术界浮躁的风气很有帮助。我们也确实在校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如果说在校对的过程中不下硬功夫，有可能编辑出来稿件就会有硬伤，就会经不起历史检阅。这是我们特别强化的编辑的硬功夫。当然，至于一个编辑在编辑稿件的过程当中基本的文字通顺，这都是应有之义了。再一个，作为学报的编辑，应该特别具有为中国学术在续航、为中国学术而努力的觉悟。这句话说起来似乎有点空，但实际来讲并不是空的。我们现在发的每篇文章，都是将来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要留下来的，都进了国家的数据库。并且，我们的期刊也进了国家图书馆，是要留存于后世的。所以我就给我们的编辑特别强调，我们现在编校的稿件，最后能不能经得起后人的检阅，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在编辑的过程当中要树立的一个标准，我们应该要意识到我们编校完的稿件，后人可能会拿出来重新编校。如果说我们错误很多，那么我们就对不起后人。我们应该有历史的情怀，应该特别强化对中国学术的使命和担当，要意识到，我们现在编的稿件，就可能成为中国学术史的某一个传承的链条。这样，我们个人工作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报。这是山师学报之所以近几年有一定进步的一个很重的根源。
山师学报之所以能够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发展，得益于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的鼎立的支持。尤其是还要感谢的是山东师大很多教师的关注、支持和帮助。实际上，老师们有些是把自己的优秀稿件给了学报，给学报以直接的支持。而我们山师的很多优秀的老师们，相当一部分老师觉得自己的文章不成熟的时候，他绝不会轻易给山师学报。这说明老师们对山师有责任有担当，对山师学报有情怀。我认为这些人都是我们应该要特别感谢感激的。
山师学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的通过会议来促成山师学报对外的美誉的传播。我们现在注重通过不同的平台来塑造山师学报的良好的形象。山师学报的形象传播，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完成的。山师学报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和每一个个体联系在一起的。我如果到一个地方去，我就是代表山师学报。我就是要以山师学报的主人翁的姿态，来展现山师学报的精神和风貌。山师学报是一个品牌，一定要渗透到我们每个编辑的日常工作、生活交流当中去。让大家知道，山师学报的这一批从业者，他们是有情怀的，他们是有担当的，让社会切实的感受到，山师学报在点滴的工作当中是值得信赖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山师学报的确是有了一定的进步。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9年，山师学报终于进入了C刊行列。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激动，当时我们有四个人到北京参加一次全国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的听到了这个消息。得到消息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半，我们看到C刊的名单上有山师学报的名字，非常的激动，我们几个人交谈到晚上三四点钟，大家睡意全无。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山师学报终于进入了C刊行列，这标志着山师学报在办刊历史上完成了一次飞跃。一般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山师学报在1999年曾经进入过C刊的行列，后来出来。经过近20年的沉积，我们再次重返C刊行列，完成了学校领导交付的光荣任务，同时也没有辜负山师广大的老师对我们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奋斗的那些时光。我们这八年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是为山师发展真正的助了一把力，让我们个人的时光融汇在了山师历史发展的时光当中，真正的实现了一次个人价值融汇到了集体价值当中。我们有一种累但是非常幸福的感觉，真正的体会到为山师出把力，也是为中国学术出把力。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说到付出，值得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编辑部，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出刊是两个月一期，不存在节假日的问题。我们在人手很少的情况下坚持及时刊出高质量的文章。我现在想起来，很愧对我的那批战友，他们付出很多。这几年下来，我也很愧对我的家庭。我也没有陪着他们过一个很好的星期天，也没有陪他们郊游。我记得，我买了车之后，曾经跟他们讲过，周末一块到南部山区去游玩，结果呢，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好像这个承诺还没有实现。但是呢，我同时也感到非常欣慰，我们把个人有限的时光融汇在了一个集体的事业当中，让山师学报这几个字能够熠熠生辉，所有的付出似乎都得到了回报。
根据C刊的评估规则，一般是两年一评。在2021年新一轮的评估当中，山师学报又稳妥的在C刊行列当中，实现了蝉联。可以说，目前全国C刊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拼命的要办成一份优秀期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懈怠，要让山师学报在目前的情势之下，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争取让山师学报再续辉煌。
新浪山东：作为主编，不仅面临着让文科学报脱胎换骨的巨大压力，还要带好队伍、处理大量行政性工作。更重要的是，您还要自己搞好学术研究和日常联教学。您是如何平衡这两者关系的？
李宗刚：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山师学报这十年时光是我难忘的。可以说在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当中，一方面的努力的把山师学报打造成一份全国的优秀期刊，同时我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学者，还是要把学术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两者实现了有效的对接、有效的融合。
一方面，学报需要学者办刊。如果说一个编辑没有学者的眼光、没有学者的境界，很难从众多的稿件当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也很难对所有编辑的稿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所以这就逼迫着一个编辑，不是加工者，而是一篇论文的参与者、一篇优秀论文的打造者。这是客观上的要求。主编也好、编辑也好，必须要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我作为主编，自然要把学术素养的提升作为根本，要不断的学习众多的学科知识，弥补自己知识体系当中的不足。山师学报是一个综合性期刊，它不单编发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论文，它还编发其他专业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我都是在编辑的过程中学、在编辑的过程中体会，逐步拓展了我的知识视野，由此让我的整个学术版图有了很大改变，从原来的一味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变为进行跨学科研究。我认为，这是山师学报对我的一个很大影响，它改变了我的知识版图，提升了我的学术判断力，进而让我用一个更复合的学者的眼光来打量和编辑每一期期刊的论文。在这一点上，山师学报的客观情况规范了主编必须能够对其他学科有所把握，这就逼迫我对其他的学科知识有所了解，尽管有些不是很精，但是我都有所了解。这是山师学报给我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山师学报作为一份优秀的期刊，很多的稿件是一批优秀学者的稿件。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提升了我的学术思维能力，对我是一种良好锤炼。这十年的时光，我都是在学习别人的论文中度过的。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经常呈现出的不同学者的不同论文，有些时候，我对他们的论文结论进行不断的揣摩和思考，对他们的语言也进行不断的打磨。现在，山师学报编辑的每一篇稿件的底稿，从一校到最后的定稿，我们都保存起来了，现在已经保存了有330多本。这是山师学报对我很深的一方面影响。
此外，山师学报对我的第三个影响是，让我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开始走向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当中，进而使我从读书本向读社会过度。过去我们所谓的一个期刊要走出去，就是编辑部的主编和编辑要走出去。我担任学报主编之后，不断带领和鼓励编辑们参加全国的相关学术会议、期刊会议，并且在期刊会议当中不断向同行学习，这个对我们的成长很有帮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众多期刊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不断的学习他们的长处，进而呢逐渐的改造山师学报，同时，这也影响了我的整个的学术研究。比如我的几篇学术论文，都是我在对于学术期刊的问题思考当中完成的。包括我对学术研究方法的感悟，也是在和学界的对话当中完成的。这些文章实际上都属于在编辑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在和优秀学者的对话当中完成的，这让我们从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走向一个相对开阔开放的系统，进而完成了一次自我飞跃。
作为一名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还在学术。学术是我编好山师学报的前提，也是我做好学者的前提。为此，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编学报与搞学术上。担任学报主编期间，我正好有两个国家课题。第一个国家课题，为了完成它，我基本上是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一直都在山师学报编辑部工作最终完成了大概40多万字的文章。当时，我只要有时间，就能够在编辑部沉下心来做。所以，我的生活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形成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编完了稿子就写文章，写完了文章就编稿子。两者之间，似乎是单打和双打的关系。编稿子过程当中学习人家的长处，完成自我的提升，然后接着就回到学术当中去，在论文写作当中来不断的转换、吸收他们的长处和写作方法，进而促进了我的学术研究。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经过这么一个阶段的打磨，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对此，我的博士生导师朱德发老师和我的硕士生导师蒋心焕老师都表示了满意。他们曾经跟我讲过，原来对我也很有期待，但近几年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他们预期。为什么超出呢？我认为，就是我担任了山师学报主编之后我不断的学习，然后我又把学习的东西用到了我的写作当中去，实现了一次良性的互动。我认为自己在两者之间能够相得益彰的一个重要根由，就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应该也是一个优秀的编辑。话又说回来，一个优秀的编辑也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如果说两者不能兼顾的话，那肯定既不会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编辑。我完成了这个转型，我认为对自己意义重大，也让我感觉到，一个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回头想想，那么多的时光，在别人休息娱乐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专注于这两件事情。近十多年的时光，在我的脑子里，似乎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全都是论文、期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出去参加会议，有些期刊届的学术会议，我去了之后有个习惯，我都是随身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一般我在坐高铁的时候，就开始打字。之前，有一位老师让我写篇文章，我就从高铁上车到下车大概有七八个小时，我就写完了。我基本上就是抓住了所有点滴的时间，来努力的完成写作，不放弃任何一丁点时间。还有一点就是我特别强调的，认真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切去体会会议的精髓。很多人参加学术会议当作一种外出消遣的方式。对我来讲好像没有这一点。我现在是去了之后就开会，开会的时候认真听人家发言。在前几年，我参加安徽大学的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会议。当时的论坛的主办者让我来做大会最后的总结发言。为此，我从一开始开会到最后结束一直全神贯注，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并且还要整合他们发言的内容，包括如何进行评说，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这些都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搞学术研究实际上就是生活，干编辑从事编辑工作也是生活。同样，生活是一种编辑工作，也是一种学术研究。这样两者结合起来，不但没有隔阂，反倒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所以说，我应该感谢山师学报，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我也感恩学报那么多的作者，给我拓展了学术的视野。同时，还要感谢身边诸多的优秀编辑，用他们的编辑实践，告诉了我怎样成就一篇优秀的论文。一份优秀的期刊，离不开优秀的编辑，也离不开优秀的学者。他们之间的是一种的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新浪山东：作为桃李天下的教授，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正在从事科研的年轻教师以及学子们交流的吗？
李宗刚：作为一名山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我的职业，同时也是我的事业，还是在教书育人上。教师这个岗位，给了我很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让我感觉到作为教师，应该要以身示范，引领学生，怎样在学术道路上不断的跋涉。我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定义成“三学”：一个是学报，学报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职业；第二个是我的学生，是我作为教师所要引领的、培育的对象；第三个是学术，是我能够教好学生和办好杂志的根本，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三学”，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到我对学生的引领和对学生的培养，作为教师，我想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个优秀的教师一定要成为道德的引领者，一定要成就优秀的自我，成为相对纯粹的人。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必须要以身示范。优秀的教师本身就应该是行为和学术的楷模，能够给学生树立一个可以学习的标杆。我在2019年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曾经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发言的中心点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会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尽管他在开始的时期不一定表现那么突出，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每个学生的梦想。我特别强调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尊重每个学生的梦想。实际上，学生能否成就未来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他的赏识。回头想想，我在山师能够成长起来，得益于我的几位恩师对我的赏识。当时我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他们仍然用赏识的目光激励着我前进，这才使我走出人生的沼泽地，在学术上有了一点进步。我认为青年学生，也应该以此为例，进而不辜负老师的厚望，努力来追寻自己的梦想。实际上，说到梦想，每个学生可能不一样。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的方法，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学生，这种方法实际上严重的抹杀了学生的个性。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想，每个学生的个性，可能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是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富有创新能力的和活力的重要表现。在这个方面，我期待着更多的青年学生应该珍惜自己的天赋与个性，设计适合自我发展的人生规划，让自己的人生在未来的追求中找到自我身上的价值，而不要刻意的用一个模板来套自己的人生，更不应该拿着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短处，拿着别人的蓝图来规划自己的蓝图，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我自己的成长是这样的，我想下一步更多的青年学生也应该顺着这个道路，为这个世界增添自己人生的一份力量。
同时，我们还应该对青年学生特别强调的，就是不管是搞学术还是从事其他事业。都有一个基本点：不要总是一味的和别人比，而要和自己比。怎么叫和自己比呢？一个优秀的学生，要学会在自我超越中完成一个优秀自我的打造，而不应该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方面呢，有个很深刻的事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也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发。我的导师朱德发先生，在当年考入大学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那时候他的同龄人很多已经成了大学教师，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仍然执着的在学术道路上继续跋涉。最后朱老师，他成为第二代学人的后来居上者。尤其是他在60岁之后仍然不断的超越自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学术上的新奇迹。有一个数据是，朱德发老师在 60岁之后，发表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数量就达到了29篇之多。这是很多学者终极一生都难以达到的数字。这说明朱老师到了60岁之后，仍然在不断的追赶和超越自我，进而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这点对青年学生的启发应该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我们在和身边的同学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某些成绩可能比身边的一些人要低一点，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不断的去超越自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你比赛的对象不是你身边的同学，也许你身边的很多同学，已经在那个地方安详生活，而你仍然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跋涉，那么我们相信，将来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肯定是这一个不断跋涉的同学。很多青年学生，更多的应该要怀揣一个梦想，不断的去追求自我人生的目标。在不断的自我超越当中，完成的自我进步。不断的用今日之新我，来完成对昨日之旧我的超越，实现一个新我的打造。我想这恐怕是所有的青年学生从青涩人生走向成熟人生过度的一个必须的条件。我自己回头想是这样的，我看前边的众多学者的人生也是这样的。我希望青年学生应该在对自我的超越当中，在和自我的对比当中，完成恢弘人生的打造。
另外，对青年学生，还应该强调一个方面，应该要善于汲取前辈学者的成长道路当中的经验，规避他们已经走过的弯路。现在回头看我们这个世界，受到的诱惑太多。很多青年人往往把持不住，被人生的自我的感性所驱动。这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让自己的人生在漫无边际的时光隧道当中游走，而难以抵达一个一个人生既定的辉煌目标。我期待着咱们青年学生，最好是选定一个目标，然后咬定青山不放松，并且，在自我的成长当中的不断的看别人是怎么成长的。我们自己在别人的成长中向他们学习。像咱们山东师大朱德发老师，他的成长之路就可以成为我们青年学生直接学习模仿的对象。那么咱们如果要把朱老师作为楷模，可以想见，我们的学术在80多岁的时候还会绽放出光彩。
